应当说，比起八十年代，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是轰轰烈烈却无大作为、作品铺天盖地而精品寥若晨星的文学现实，但从文化深层去观察，无可否认，文学的发展已不再仅仅按政治学社会学规定的路数运作，而是在多维的文化时空间展开；文学的功能已呈全方位的状态，既是现实的表征，又是精神的消费品；文学的运作既是一种群体的行为，也是个人经验和智性的传达；文学的价值和认知，不再在单向度的泛道德化层面上进行裁决，文化背景和价值选择的不同，构成了多种多样途径、互相冲突又混沌和合的丰富内涵；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也不再简单地取决于文本和符码，而往往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以“活动”或“传播”的方式，置于历史的、实践的、公共的阐释空间。
若是略加梳理，那么，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风景线上有如下几大景点。
（一）都市文学的兴起。九十年代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中的艰难，为都市文学的勃兴提供了契机。作家出版社近年推出了《城市战车》、《找不着北》、《在男人背上舞蹈》、《西厢纪事》等“都市系列”。其实，并不冠以“都市”的一批作品，如《大厂》（谈歌）、《掘金时代》（张欣）、《手上的星光》（邱华栋），也都触及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作家们以城市人的身分感受城市、理解城市、表现城市，分享着改革和现代化的困惑。但当今的都市文学尚处于“青春期”，对“城市与人”这一深长的主题还有待于开掘。
（二）女性文学的潮流。文学中的女性话题和女性策略以其无可忽略的态势，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等作品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女作家自认是“化血泪为歌吟”的写作，是各自找到了女性和世界对话的方式。
（三）“个人化写作”的挑战。一批作家作品破镜而出，专注于个人体验，或由“个我”的遭遇折射荒唐的历史阶段，如《在细雨中呼唤》（余华）、《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吴文光）等；或在人脉网络上凸现独来独往的不羁之“我”，如《白夜》（贾平凹）等；或纯粹从个体角度书写私人生活、私人情感，如一些被称作“私小说”、“私散文”的作品。“个人化写作”体现了新的时代新的情绪对文学内在品质、个性溶剂与隐秘经验的正视和宽容。但如若一味“自言自语”，并陷入“自我设计”之障，未必不是破镜之后的又一次碎镜，达不到黑格尔所言“真正的自由的个性”。
（四）反省与调整“先锋文学”。“先锋文学”曾经追求过的合理的艺术理想及异质元素仍得以延伸，在新的创作中被吸纳进来。对“先锋文学”的调整呈现了三种取向：一是坚持走“精神圣地”之路，如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仿”与“无仿”的问题暂且搁置）等，既有对传统文化新的叩问、追索或怀疑，也有对小说形态的借鉴与探寻；二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融合”现代主义的诸多因素，以“人文”特质的强化寻找现阶段文学与现时代精神的关联，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等；三是由“先锋”向“世俗”靠拢，一些曾在艺术实验上颇为“新潮”的作家，推出了直面世俗、明白晓畅的新作，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格非的《半夜鸡叫》、苏童的《天使的粮食》、洪峰的《起义者》、蒋子丹的《左手》等等。
（五）现实主义的新变。现实主义近年来在内地出现了新浪潮。写反腐倡廉的《苍天在上》（陆天明），写乡镇改革的《分享艰难》（刘醒龙），写军人命运的《我是太阳》（邓一光），写农村悲情的《穷人》（何申），写女工际遇的《学习微笑》（李佩甫）等等直接关注民瘼国是、表现社会生活主潮的作品，引起读者的共鸣。如今的现实主义已不粘滞于实写时事，而走向了发展、开放、多元，出现了“生存现实主义”、“体验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等说法。切入点也日见多样：有以文化为视角的；有以家族为视角的；有以个体融入“土地、家园、人民”为视角的，等等。
（六）三代同堂的“散文热”。悠久的散文传统在九十年代有大幅度的兴盛。尽管有“快餐散文”在诸多“副刊”、“小报”上泛滥，严肃的散文家们以品位纯正的创作坚守一方净土，每年约有二百多种散文集出版。散文成了老、中、新三代作者生命的律动，心灵的裸呈，魂魄的栖所，精神的家园，内化的主体人格由里向外自然“倾吐”，使之既贴近现实也贴近心灵。几位老人竟成了散文界的“崛起者”。张中行的《奇人奇迹》、金克木的《文化猎疑》等，人生和学识的蕴积化为笔底波澜。中生代散文家为追求散文的品位而挣扎苦斗，以灵动的悟性和智慧自成一格。六十年代出生的散文作者通常被称作“晚生代”。他们力图进一步打破古典的和近代的散文把握世界与自我的方式，在新一轮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催动散文文体的发展衍化。
（七）狭谷守望的诗神。众多诗人规避八十年代的浮躁和对“轰动效应”的热衷，转向相对深沉和冷静的发展阶段，以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姿态、更加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走向诗美。《后朦胧诗全集》（四川版）、《坚守现在诗系》（北京版）、《中国诗歌年鉴》是并不完整的检阅。令人注目的是诗歌史研究和诗学理论建设取得公认的实绩，诗学明显走在小说学、散文学的前面，并给予后者影响性的启迪。
（八）母语思维与写作。1992年以来在中国文化界开展的又一次重大文化反思中，对汉语的优越性和汉字的特性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价和研讨。要不要以“现代”、“科技”、“简化”、“电脑”、“接轨”等理由，灭去数千年沿用的母语，另找一种新的语言，或将汉字过继到西方拼音语系的大家庭？由此也引发了文艺理论研究中对于古典文论的转化的争鸣，引发了创作思维对于“中华性”、“现代汉诗空间”的实践。
（九）姗姗来迟的文学批评。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往往落后于创作，也曾一度以“他者言说”淹没了“己者言说”，批评家用别人的、甚至西洋人的头脑去思考眼皮底下的问题。所幸在九十年代对学术自由的重新强调并提供了多抒己见的文化环境，文化的和学术的批评再次在中国文坛上活跃起来。种种争鸣和文学评论，逐渐地跳脱中／西、古／今、自我／他者的对立模式，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视界中，以理性精神为立足点，寻找自己的“话语”，寻求沟通的“对话”，寻觅文化关切和多元互补的批评境界，在“重建精神家园”的方向、方式上显露了积极可行的态势。
对于九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已经“失语”或“缺席”。作为已具多种途径和选择的可能性的文学研究，我们所关注的是作家作品在表达人们在世纪之交的行程中，其精神向度是否提供了新鲜的东西；关注的是作家在艺术创造中建构当代人的心灵世界时做出了怎样的探索；关注的是文学艺术在施展对现实更超然的想象时有没有坚持个性、显现风度，我们对能够站得住脚的建设性成果持有渴念，进一步解放学术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以尽可能客观、公允、追求学理性与原创性作为我们的精神投向，从而对九十年代文学深入观察，总结得失，指点迷津，提供知识，复予前瞻。
（本文为《90年代文学观察丛书》总序，本报有删节。丛书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批评的增长与危机》（贺桂梅）、《九十年代的文学地图》（张志忠）、《仿真的年代———超现实文学流变与文化想象》（陈晓明）、《城市像框》（李洁非）、《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徐坤）、《画在沙滩上的面孔———九十年代———世纪末文学的报告》（王绯）、《走向边缘的诗神》（刘士杰）、《繁华遮蔽下的贫困———九十年代散文之路》（楼肇明）、《精神的出场———现实主义与今日中国小说》（周政保）、《母语与写作》（乐）。）
